2010年5月，在广东省刚刚开通全国第一家公安微博群的时候，我曾经写过一篇《政府微博三原则》，提出政府部门在掌握使用微博时，应当遵循三个原则。其一是，“直面评论”，这是针对某些地级市公安局开通公安微博后，出于害怕限制了部分评论功能而特意提出的；其二，又针对部分公安微博发布的围脖“官味”或者“宣传味”太浓，提出“请讲人话”的原则；其三，则是要求行胜于言，指出既然高调宣传“微博问政”，那么问完以后必须回答，必须落实，故此须奉行“结果为上”的原则。

　　《新京报》“京报调查”关于“官员微博热，能带来什么变化？”的调查结果，验证了这“三原则”其实也是很多网友的关注所在。例如，有关“官员微博热能带来什么影响？”，46.0%的被调查者选择微博能让官员“学会好好说话”（就是要抛弃官话、套话，学会说人话）；45.7%的人认为官员开微博“作秀的成分较大，不会有太大影响”（所以才要唯结果是问）；36.8%的人认为官员微博“只注册，不评论，不互动，意义不大”（在一个互动的场域，你不互动，那你来干什么？）。

　　62.5%的被调查者在回答这个问题时，选择了“能促进官民之间的互动与交流”的答案。这说明，官员微博热能够带来的最大影响，是打破官民壁垒。通过对照另一个调查问题的回答，我们对官员微博的生态就会有一个更完整的认识。这个问题是问网民“你认为官员微博热的原因是什么？”64.7%的被调查者回答：“随着技术进步，改进执政手段与时俱进”；59.0%的人回答：“从微博中可以了解民间真实信息。”

　　这些原因是必要的，但并不足够。无论官民都很认可微博可能带来的下情上达、上情下达的作用，然而，对微博的政治功能的认识如果仅止于此的话，网络最终极有可能蜕变为官员的T型台。

　　对于官员使用网络，必须上升到国家政治文明的高度来认识，必须超越地方政治的“问计求策”。实际上，这样看待“网络问政”的人尚属少数，绝大多数的官员，还是把它看作一种获取信息的新渠道，和实施社会监督的新手段。例如，2010年全国两会召开前，《人民日报》曾就“人大代表看新兴媒体”的问题，采访了97名人大代表，他们表示他们使用网络的重要原因有两条，一是“通过网络搜集民情民意，开展调研”，二是“充分利用电子邮件、博客、微博等新媒体，加强与人民群众的沟通、互动”。而《人民日报》则称，“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兴媒体，开通了一个24小时的民意通道”。

　　问题在于，民意的搜集，官民的沟通，并非政治意义上的“民主”；毕竟，收集网络民意与展开网络监督并不等于民主制度。网络问政与民主政治是两个概念，不会自动消除现行政治的沟通难点。很多人一说到问政，以为官员倾听民声就足够了，所以过去网络问政主要集中在“听证”阶段，如网络邮箱、网上信访、网络举报等，而且极易产生人走政息现象。其实，既然政府是纳税人的政府，政府了解社情民意乃是天经地义的事情，因此政府利用网络获取民意是不应该褒奖的，只有真正解决了实际的问题，才应该得到褒奖。

　　□胡泳（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）